萬隆會議與新中國外交
發布時間:
2021-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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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萬隆會議與新中國外交

  萬隆會議與新中國外交

  周恩來出席萬隆會議

  65年前的4月18日,萬隆會議開幕。“和平相處、求同存異”是萬隆會議的精神,“共同發展、合作共贏”則是萬隆精神新的時代內涵。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鼓舞下,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蓬勃高漲,全球殖民體系土崩瓦解,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作為國際舞臺上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逐漸崛起。萬隆會議召開前夕,亞非地區已出現30個民族獨立國家,但殖民主義在亞非地區的統治遠未結束,西方列強不甘心將殖民利益拱手相讓。因此,加強相互間團結合作,反對新老殖民主義,捍衛民族獨立,獨立自主發展民族經濟,支援被壓迫民族解放斗爭,維護世界和平與合作,既是亞非獨立國家的迫切愿望,也是萬隆會議召開的根本宗旨。
1955年4月18—24日,亞非29國的300多位代表在印度尼西亞秀麗的山城萬隆成功舉行第一次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這是國際關系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
 萬隆會議與中國外交的開拓
萬隆會議是亞非各國團結合作、求同存異、協商一致的結晶。萬隆會議的成功舉行,離不開中國政府及以周恩來為主要領導的代表團的關鍵作用與杰出貢獻。
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對世界局勢具有重大影響。中國雖然不是萬隆會議的發起國,但中國從會議醞釀階段就積極響應、大力支持。
赴會之前黨中央認真制定了具體的與會方案,確定與會總方針為“爭取擴大世界和平統一戰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并為建立和加強我國同若干亞非國家的事務和外交關系創造條件”。為力求會議取得成功,黨中央強調,中國代表團在會議上應積極肯定和表達亞非國家和人民的要求和平、獨立和發展本國經濟文化的共同愿望,而不應使會議陷入關于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爭論。
以周恩來為主要領導的中國代表團挫敗了包括“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案在內的敵對勢力的陰謀,會議期間開展了原則性與務實性相統一的富有成效的靈活外交,發表了重要演說,提出“求同存異”,以共同的歷史遭遇、共同的時代使命確立亞非各國團結合作的共同基礎,解開和平共處問題上的爭議,推動會議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聯合國憲章基礎上達成包括萬隆十項原則在內的最后協議。中國代表團在會議期間以誠相待,廣交朋友,消除了許多國家對中國的偏見、疑慮和誤解,是新中國外交極其重要而關鍵的一步,隨后掀起與亞非國家廣泛建交的高潮。
萬隆會議也是中國在亞非地區打開外交局面的歷史里程碑。萬隆會議之前,除朝鮮、蒙古和越南三個社會主義國家外,與新中國建交的亞洲民族主義國家是印度、印尼、緬甸、巴基斯坦、阿富汗5國。而萬隆會議之后到1959年短短的4年間,就有尼泊爾、柬埔寨、埃及、阿爾及利亞等10個亞非國家與中國建交;1960—1964年,又有加納、老撾等14個亞非國家與中國建交。中國與亞非國家的共同合作相得益彰,廣大亞非民族國家獲得獨立主權,并通過南南合作顯著提升在國際社會中的整體影響,新中國也因此獲得多數亞非國家的外交承認,國際影響力明顯增強,并在1971年10月成功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萬隆精神的當代弘揚
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格局和國際體系發生深刻復雜的變化。全球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冷戰對峙已成歷史,各國之間相互聯系和依存明顯增強,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潮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成為時代賦予中國和亞非國家的共同使命。
雖然目前中國經濟總量和國際地位顯著提高,但中國與廣大亞非國家所共同面臨的振興經濟、實現現代化的發展任務,決定了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和亞非各國同屬于一個相互依存、利益交融的命運共同體。資本、技術、信息、人員跨國流動的全球化深化,已將世界變成瞬間萬里、天涯咫尺的“地球村”;各國相互依存、利益高度交融的狀態,在國與國之間構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利益紐帶。
當前,中國在堅持對外開放、和平發展、建設和諧世界的基礎上,進一步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同舟共濟、合作共贏,尋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鑒的新局面,尋求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新內涵,尋求各國合作應對多樣化挑戰和實現包容性發展的新道路。
如今的中國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同時對發展中國家給予積極幫助。這種理念明確地體現在我國“真實親誠”的對非政策和“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上。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積極開展全方位、多層次的國際合作,成為和平發展的推動者和全球治理的參與者,在互利共贏中,尋找各方利益的共同交匯面,以開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態度推進地區與跨區域合作,在共同發展中獲取助益,努力應對共同挑戰,同時也讓我國發展惠及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以及更為廣泛的國際社會。
建設合作共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在國際形勢深刻變化、各國利益多元交融的背景下,中國與時俱進的外交新理念,也是對以求同存異、團結合作、和平發展為要旨的萬隆精神的繼承和弘揚,對推動世界多極化、國際關系民主化、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合理化,具有重大的現實價值。
(摘自2019年4月18日《團結報》)

(責編:曹淼、宋鶴立)